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认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现状和严峻的内外形势，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他不懈地思考和实践，带领和人民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回顾和研究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就极其落后，连年的战争更是雪上加霜。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远远不及战前。194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比之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产值减少30%。据联合国统计数字，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中国尚不及其2/3。带领和人民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步的。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的探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经济，经济发展问题也就相应地被提到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是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在反复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月，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上，把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总路线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前，可以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取得成绩和经验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尽管在具体方针上有失误，遭受过挫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成为当时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可以看做是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思考。其中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956年9月，八大召开，这是我们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们以建设和发展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实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八大提出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时还提出了发展的总目标和具体的策略，即发展就是为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在具体发展策略上，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综合平衡中前进。这已经在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1957年，由于正确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所以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轻率地发动了“”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虽然从1958年底开始，和中央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积极做了改正的努力，但是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始终未能得以彻底纠正，并蔓延到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的爆发。
1966年，刚刚渡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爆发了。这场“大革命”是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的纯洁性并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2]显然，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时期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走入歧途的时期，“”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走入歧途的结果。实践证明，这场“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3]，但是它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极其深刻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正如所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4]“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5]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使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此后，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认真研读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著述，并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不难发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简单说就是三个字，即“快发展”。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快发展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是他建国以后始终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十分透彻。他认为，自周朝以来至晚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经使得农民陷入了极端的贫穷和苦难。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三重压迫和剥削，致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益衰败。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6]建国以后，希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被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的“快发展”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快发展”首先就是要强调发展生产力。早在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7]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坚持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条件。”[8]
历来深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坚持中国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可以说，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像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归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调对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当时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经济思想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快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统筹兼顾思想在实际中表现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平衡布局；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适当分权等具体方针和政策。如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同时实现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再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必须适当划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9]，要统筹兼顾，赋予地方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也是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他多次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最初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据此制定和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二步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出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步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第三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步最初估计需要50年到75年，后来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还多。应该说这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表是清醒的和基本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后来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去走，而是在实际上实行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赶超战略”。即使这样，建国后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应归因于探索时期确立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在《论十大关系》的一开头就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一方针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统筹沿海和内地工业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全文的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直到今天，的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指针。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才能在未来1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强调，我们要鼓点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战争中那种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要反对迷信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放在中国自己的力量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以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依赖外援。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要批判地学，还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争取外援不能放弃原则、损害主权。
工业化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伟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1]。建国以后，即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积极探索并力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2]可以把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向生产资料生产倾斜的同时，充分注意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在重视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注意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不可否认，建国后有长达20年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在1985年曾回忆：“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13]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斗争，忽视经济规律的“”运动，“共产风”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内民主的“反右倾”运动，直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至极的“”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撇开具体问题，从较深层分析，在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时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偏差，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对中国当时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认识不正确；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不正确；第三，对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承认这些失误、挫折并搞清楚其中原因，不是要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经领导全和全国人民为选择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道路而做了艰辛探索。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和他那一代人探索的痕迹和闪光的思想，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和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弃，我们仍然要承认，其中正确的方面是主导方面，它凝结了和那一代中国人的心血，为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自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没有前一时期的探索、积累和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我们一贯追求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方面的经验，还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方面的教训，都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1][2][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4、196页。
[8][9][10]《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