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2 月，壬寅年的末尾，天气转寒，冻结了三年的海面却终于开始松动。惘闻两个月前发行了新专辑《辛丑｜壬寅》，如往常一样立刻踏上巡演，只是曾经只出现在宣传海报里的巡演城市列表，如今也出现在每个成员的手机里，出现在那个跳跃的绿色、黄色箭头下。误入一座城市，便是寸步难行，几站下来，乐队只得打道回府。
没多久，风向突变，一帮人又兴冲冲地跑了出来。一周后的 12 月 16，巡演到了上海。十五年前的 2007，“后摇”还是个陌生语汇，在北京都只能卖 7 张票的惘闻，正是在上海的演出里卖掉 80 张票、50 张唱片。这让他们收获了乐队生涯早期为数不多的回馈感，也让吉他手和创作核心谢玉岗当时觉得，还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听众更有音乐的包容度。
可此刻他见到的上海，市中心却街头空荡。辛丑和壬寅年里大半时间的听天由命之感已恍如隔世，现在是全民高烧，人人笼罩在眩晕和麻木里。无奈，演出再取消、延期。
“不为其他已死掉的灵魂起舞，也不为一切侮辱性的言语所动……不施援手给所有的下流坯子，更不屑一切被掉过的记忆……”这是《壬寅》的歌词——新专辑里，这支器乐摇滚乐队时隔多年，少有地再次唱歌。但壬寅年没有给谢玉岗更多唱出来的机会，至于他自己，有的也只剩恍惚和抽离感。
吉他收进琴盒，谢玉岗回的不是长期生活的大连，而是天津。准确说，是一个郊区油田小镇。他 1976 年出生在农村，上面有两个姐姐。四岁，父亲招工去了大港油田，每周六回来一次，带回帽子、八路军帽子，还有花一个月工资买的收音机。妈妈和姐姐在田埂上干活，谢玉岗在一旁，拿收音机听《小喇叭》《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还有袁阔成讲的《西汉演义》。他记得自己那时候老想大便，拉完就拿高粱叶子、玉米叶子擦。《二十八天失眠日记》里有首《丰收》，写的就是那时的回忆——“我的脑子里经常会出现爸爸对着金黄的田地，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露出不知是高兴还是疲倦的表情。”
八岁，全家移居油田。油田家庭来自天南地北，大家都得假装着说普通话。后来大姐考上大学，学习最好的二姐只得读了有补贴的石油中专，把下一个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弟弟。1995 年，谢玉岗考到大连。这座充满绿植和日殖时期建筑的海边花园城市，作为港口当时还算时尚、开放，既让他心旷神怡，也让他接触到打口带、摇滚乐。充满乐观的世纪之交，大连建起奥林匹克广场，这个迷恋 Nirvana 的青年，也怀着“拥抱新世界”的激情开始做乐队，似乎与家乡渐行渐远。
可在这个 2022 年的冬天，谢玉岗的心态有些变化。疫情中一年多没回家，这次巡演中止后奔回的起因是，七十多的父亲刚因新冠住了院。两周下来，紧急时刻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人最终扛了过去，但好多事情都不记得，睡眠、身体也不如以前。谢玉岗在家待到春节，除了姐姐的孩子因为过年而格外兴奋，没有人能对刚过去的波折视而不见。
父母相对传统，早年并不理解谢玉岗在做的音乐。接受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后，他们转而担心儿子身体，劝后者早点睡觉、少抽烟喝酒，而这个儿子，也早已步入中年。
“疫情之前，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觉得‘做事’是对自己很有推动力的。但这三年里，每个人都会接收到那些很复杂的刺激，然后开始想什么是生活，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后面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也会去看身边一些人的状态，甚至不是同龄人，而是老年人。”这样的思考无关年龄、职业。
谢玉岗想，大城市、小城镇的人，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痛苦，也都会各自找到一个出口去排解。如果自己留在油田，大概也不会做音乐，而是过一个“特别简单、特别低消耗”的生活。他会像父母一样，在这个北方的“祖国东部石油小摇篮”慢慢耗尽一生，每天工作、生活，出门溜达，都不用想着去哪。
年轻时，谢玉岗觉得自己肯定受不了这些。2000 年大学毕业，为了更好地做音乐，他一度解散了校园里成立的惘闻，从大连来到北京。他去看演出，发现喜欢的乐手都有了乐队；想住在乐手聚集的树村，却发现周围住的全是民工，临离开才知道自己误租到河的另一边。那是迷笛办首届音乐节，舌头、痛仰、木推瓜崭露头角的时代，北京摇滚乐氛围燥热，谢玉岗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
那半年他的日常是，每天骑车到公交站，去东直门上班，晚上原路回到出租屋，已经累得歌也不想听、琴也不想弹。惘闻鼓手周连江、贝斯手徐增铮和当时的其他几个成员来找他，劝他回去，还一起在北京演了一场。北漂不顺的谢玉岗，就此才和惘闻定居大连。
拿着企业管理和科技英语的双学位，谢玉岗找了份大连造船厂的工作，在对外销售和商务部门。2003 年《垂死的岁末》里，谢玉岗问“我的同事还有意义吗，我的科长还有意义吗”，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工资从实习期的 800 涨到了 1600。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东北的重工业基础，实质上庇护了他。此后近十年，谢玉岗过着白天与中东客户发邮件、对合同，晚上听歌、排练、喝酒，去外地演出就找领导请假的生活。
做后摇，同样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2002 年，一个在大连教英语的加拿大朋友，也弹吉他，四处找做乐队的人玩。惘闻那时已走出早期的 Grunge 风格，正摸索着去除人声，但始终不得其法。加拿大人说，你们的排练让我想起一支家乡的乐队，为谢玉岗刻录了 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 的 CD。他们来自蒙特利尔，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北方港口。谢玉岗第一遍听，边听边睡，却是一种奇异的舒适感。又一个月，反复聆听琢磨，他最终确定这就是自己想做的音乐——没有人声或吉他作为主旋律，乐器“民主化”，各个声部独立又互相交织，得以呈现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
相比于情绪宣泄、自我表达或反映社会，谢玉岗更喜欢将做音乐形容为“学习”：“听到一个歌，你就会琢磨这个音色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人家的和声框架比你好听。反过来学到一些东西，可能就以此为切入点，出来一首歌的动机。”
那时资讯不发达，但我们的互联网仍与世界相连。谢玉岗靠英文检索，学习到一个吉他特殊调弦的方法，依此弹出不同的流动，就能兴奋半天。在惘闻刚转向器乐摇滚的专辑里，他甚至能做到每首歌都是不一样的调弦。再往后，厌倦了后摇吉他常用的轮播而尝试螺丝刀、琴弓，加入管乐、弦乐，也是一样的过程。
音乐之外，乐队成员的生活并没多少突破。那时徐增铮在酒吧弹流行歌，周连江在教小朋友打鼓，吉他手耿鑫在物流公司上班。几次去外地的演出，也鲜有人问津。一个例外的热闹回忆是， 2005 年，谢玉岗、周连江等朋友一起在大连老火车站附近的地下室开了 Rock Action Club。这是大连最早的 livehouse，名字来自苏格兰后摇乐队 Mogwai 的专辑。开业之日，大连仅有的八支乐队全部前来免费演出，用当天的门票钱凑够了房租。这个谢玉岗日后回忆时会用“乌托邦”来形容的地方，受限于大连并不旺盛的音乐氛围，一年多也就歇业。
05 年《Re:Re:Re:》是在键盘手张岩峰开了不久就倒闭的“不倒翁”录音棚录制；两年后的《7 Objects in Another Infinite Space》，录音时整个乐队只有一个吉他音箱。颠簸重重，但谢玉岗并不因此放松对这支业余乐队的要求，他甚至在排练室贴上排练时间表，声明迟到一次罚款 10 块。
2008 年制作《IV》时，惘闻通过网络认识爱尔兰后摇乐队 God Is An Astronaut 的吉他手 Niels，后者答应为其做母带处理，但因时间安排冲突未能实现。也是在这一年，借着新闻出版总署向外推介音像制品，乐队得到了一个去伦敦演出的机会。他们通过朋友又联系安排了在丹麦、德国、比利时的演出，做成了第一次“欧洲巡演”。那是惘闻特别“折腾”的一年：“从欧洲演回到中国，又恰逢奥运会，举国上下都打了鸡血般亢奋，第一次我们像一个真正的摇滚乐队似的体会在路上。”
到了 2010 年的《L&R》，通过电话和邮件，谢玉岗真的请到了他的后摇入门 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 的吉他手 Efrim Menuck 参与，尽管由于财力和沟通效率所限，Efrim 只是远程做了混音。他们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孤岛，但其实拼命通过隐藏海面之下的大陆架，与更广阔的世界和音乐相连。
之后的故事，便是豆瓣和互联网兴起，演出市场蓬勃发展。在作品数量质量、后摇风格探索上都积累了更多的惘闻，终于迎来了快速上升期。谢玉岗也在 2011 年离开造船厂，将更多精力放在音乐上。他们在欧洲、日本的演出场地涵盖知名 livehouse 和大型音乐节，为 Mogwai 暖场，和 Pg.Lost、Mono 这样的海外名团真正意义上“合作”演出、出唱片，去尼泊尔为地震灾区进行义演。2014 年起，比利时制作人 Wouter 和 Lode 对录音、制作的参与，更是让惘闻获益良多：他们既从细节处教会乐队如何快速找到一个 70 年代鼓的音色，也在整体编曲上让谢玉岗懂得跳出乐手思维、学会删繁就简。
然而大连，和众多东北城市一样，在这波高歌凯进中被进一步遗忘。2012 年前后，当地扶持文化产业，演出和艺术展一度丰富了些，但又很快消退。《八匹马》同期录制所在的回声图书馆，也在 2017 年最终停业。一座谢玉岗眼中“毫无意义”的跨海大桥横空出世，除此之外，这里没有什么新鲜。
乐队仍然难以找到一个合格稳定的录音棚或排练房，直到几年前，周连江教鼓的大连城市音乐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空间。乐队搬进器材设备，将其做成自己的工作室。不远处，就是谢玉岗上大学时兴建起的奥林匹克广场，而广场上曾经华丽的喷泉、灯光设施已几乎停用。这里过去也是中超豪门大连实德队的主场。2012 年，实德集团董事长获刑入狱，球队不久以解散告终，球迷于此欢呼聚集的景象，也随之不见。
2018 年，惘闻和两位制作人远赴冰岛，录制《看不见的城市》。棚外风景幽蓝静穆，这里比中国的北方更北。乐队走得越来越远，这张唱片却有关故地——那两年谢玉岗身边的年轻人都在离开，大连像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一样，日益沉默和模糊。然而，这又是惘闻旋律最优美的专辑。谢玉岗说，在当时大连的状况下，他需要传递的，就是一种温暖。
等到疫情，大连仅剩的优势都在逝去。谢玉岗过去厌恶北京的庞大臃肿，庆幸自己坐两站公交就可以从家到工作室，但在那三年，这段路也常会变得遥不可及；耿鑫在做的赫兹空间，是这座城市少有的演出场地，本是为下一代乐队提供更好平台，结果年轻乐队因为大学封校、网课也少了许多；奥林匹克广场对面的大连市人民体育场拆除后，改建成了沃尔玛，谢玉岗觉得“滑稽和微妙”，而现在，乐队经常在那儿中午吃饭的摊位都在撤去。
这些，当然不止是大连。大环境下，谢玉岗说“音乐变成唯一想做的事”，可惘闻一直在用层层叠叠的器乐召唤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时常被误认为微小、实则宏大的私人情绪，如今却被另一种情绪积压。它也是宏大的，宏大到不由分说地降临到每个人头上，任凭我们把自己锁在排练室里、编曲桌前，也无法逃脱；它又是微小的，微小到让我们的物质和感性世界都变得狭隘。
与往常一样，《辛丑｜壬寅》里的作品都是音乐先行，不预设主题。《辛丑》动机来自捣弄合成器出来的一个音色，而《壬寅》，起于张岩峰用电钢琴弹出的一段优美旋律。然而，雏形排出，声部却明显不如过往作品开阔。谢玉岗觉得它们更像 Pavement、Red Red Meat，这些是他在九十年代听的西方独立乐队，那时他还只是个大学生，“总有种莫名的愤怒感”。纯器乐已无法支撑这些偏传统摇滚框架的曲目。他又写了几段下意识想到的词语和句子，把它们在几首歌里唱了出来：
每逢威胁，恐惧就随风而至/转瞬过去，幸福已塞满图书馆/我没法翻过去，你没有/被复制的拷贝，你没有
痛苦正被更大的苦难压迫着/就算泪水已干，悲剧上演/穿透你我苟活的命/有那么多陷阱，哪个才是你布下的/有那么多诺言，哪个才是你许下的
我试图和谢玉岗讨论这些歌词的社会表达，正如他自己也会承认，《消失的图书馆》既关于那个他倾注过情感的大连回声图书馆，也关于这些年被消失的某些记忆。然而他却不愿进一步探讨——这并非自我审查，而是因为他的音乐观：“音乐是一个无形的、蔓延的东西，只要你开始言说，你就变得片面，就进入到你个人的狭小视角。”我说，《辛丑》的编排、歌词和唱腔都让我想到崔健的《宽容》，一种更宏大视角、义愤填膺的九十年代大陆摇滚；谢玉岗却说，这张唱片让他想到 Pavement 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说的事的起点都特别小，比如自己的小狗死了什么的。”
我喜欢这组对话中的悖论：《Rain Watcher》万籁俱寂下的汹涌，《水之湄》的清冽和开阔，《21 世纪不适症》的迷茫焦虑又滑稽，和《辛丑》里的“”、Pavement 唱小狗死了、崔健《宽容》里的“去”，哪些更宏大，哪些更微小？
《辛丑｜壬寅》的录音在大连的工作室和石家庄的郊眠寺进行。后者是万青发现的棚，由一个 70 年代电影制片厂改建而成，一进门就有一股陈旧气味。这里空间大，方便录出空旷回响的鼓声。
和大连一样，石家庄也是一个这么多年变化不大的北方城市。谢玉岗在这里，时常有时空错乱之感：2003 年，惘闻把自己的小样投给《我爱摇滚乐》杂志，获编辑晓朱邀请，去石家庄的杂志社地下室录制了第一张正式唱片。这张专辑里还杂糅了他们不少 90 年代独立摇滚风格的作品，临去石家庄，谢玉岗才一股脑把歌词写完。回大连后，非典爆发，而谢玉岗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暗中发现的器乐摇滚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