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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美国占41%，英国占12.5%，德国占12%，法国占6%，日本占4.6%，意大利所占比重更小，只有2.7%。在经济潜力方面，据估计，1937年美、英、法三国经济潜力的总和占世界经济潜力的56.1%，而德、日、意三国只占20.4%。如果再加上苏联的经济潜力，法西斯国家的劣势则更加明显。德、日、意法西斯国家虽然在战争初期获胜，但这主要建立在同盟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上，特别是经济上的准备不足。然而，经受初战失利的同盟国很快便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动员，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迅速建立起适应持久战争需要的战时经济。
苏联的前身沙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1913年俄国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只占世界第5至第8位。十月革命后，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已达到欧洲最发达国家的水平。欧战爆发后，苏联预见到本国卷入战争已不可避免，因此，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继续高速发展工业。1938至1940年，苏联整个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13%。1940年生产生铁1500万吨，钢1830万吨、煤1.66亿吨，石油3100吨，发电量48.3亿度。上述产量大大高于日本和意大利，其中石油、铁等还高于德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联为适应日益临近的战争需要，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政策。到1941年初，苏联重工业生产基金总额在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高达70%以上。
其次，着手调整工业战略布局，在东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等地建立新的工业中心。第三，加强军工生产，在1938年开始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军火生产的年增长率高达39%。
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1941年苏联的军工生产总值超过英美，仅次于德国。可以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的经济实力大体与德国本国相等，尤其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军工生产已达到历史上少有的高水平。
然而，1941年6月德军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几个月便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的大片领土，使苏联工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1年6月到11月，苏联工业总产值减少52%，1941年12月与1941年6月相比，轧材减少68%，有色金属轧材减少99.77%，滚珠轴承减少95%。农业生产也严重下降，1941年与1940年相比，谷物减产41%，甜菜减产89%，马铃薯减产65%。
1941年苏联组建全面战争经济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思想是：改造工业布局，把重心转移到东部、即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扩建、改建军工企业，扩大军工生产。
到1942年夏季，苏联经济转向战时轨道的工作基本完成。这时苏联已有1200家后撤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其中有245家机器制造厂、54家黑色和有色冶金厂以及47家化学和橡胶工厂。同时，新建的850个工厂、车间、矿场、发电厂、高炉、平炉、轧钢机也投入了生产。东部地区的生产由此迅速增长，其工业产值在苏联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0年的28.4%上升到1942年的70%，成为苏联战争经济的主要基地。
由于经济的迅速转轨，1941年12月，苏联的工业生产停止下降，1942年3月，开始稳步上升。
1942年，煤炭产量为7500万吨，相当于1940年的46%，石油产量为2200万吨，达到战前水平的71%，电力291亿度，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0%，钢产量1942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增加了4%，钢材增加了7%，优质钢1942年东部地区的产量比1940年全苏的产量还多60%。
铁路运输因受战争的破坏，加上前线作战规模不断扩大，运输任务加重，从而加剧了国家运输需要与现有运输能力之间的矛盾。为此，苏联加速修建了一些新的铁路。
1942年后方铁路长度增加了8.7%，同时还加大军车载量，充分利用内河和海上航运。1942年5~10月，仅由里海转运的石油产品就有616.5多万吨。经过努力，交通部门克服了多种困难，基本保证了繁重而紧急的军事运输及后方生产的需要。1942年农产品的产量和采购量虽然减少，但苏联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基本保障了前线和居民的粮食供应。
二战期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最先进的科技力量，1937年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1%、美国还是世界上人力物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1940年，美国拥有1.3195亿人口。1941年，钢产量为7510万吨，煤产量51700万吨，石油产量18900万吨，发电量2083亿度。
美国虽然参战最晚经济转入战争轨道较迟，但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丰富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以及远离战场的优越的地理位置等等，使美国成为战争潜力最强的国家。这种潜力一经发挥，将极大地改变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即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将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时轨道。国会先后于1941年12月和翌年3月通过两项重大的战时权力法，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以动员经济从事军工生产。
自此，美国确立了战争经济的领导体制。为了保证军工生产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政府还颁布了物价、劳工等方面的立法。1942年初，国会通过了“物价管制紧急法令”，对物价进行管制，抑制通货膨胀。
1943年2月，罗斯福宣布：美国各军厂每周必须至少开工48小时。4月又下令将所有工资及物价冻结。
1942年10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税收额最高、范围最广的税收法”。这样，政府收入猛增，1941年仅75亿美元，1943年却高达222亿美元。在增加税收的同时，美国还大量发行公债。据统计，从1941年5月1日至1946年1月3日，通过发行公债筹款1569亿美元。美国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资金后，便增加军事投入：
一方面大量向私营企业订购军需品，另一方面直接投资兴建、扩建、改建军工企业或与军工企业有关的基础工业。如美国政府1942年开始投资152亿美元，以建设2598座军工厂，该计划有一半在当年就实现了。
经过全面的经济动员，到1942年底，美国经济基本完成了向战时轨道过渡。这样，1942年美国基础工业部门的产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美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以1937至1939年工业产量为100，则工业生产的指数变化是：1940年为120；1941年为155；1942年为190；1943年为227，达到战时最高水平。1939至1943年轻工业生产仅增长61%，而重工业生产却增长了2.3倍。
在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农业也出现了战争景气。战争爆发后，因扩充兵员的需要，农村中数百万男劳力被抽走，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妇女老幼。但是，美国依靠科学和实行机械化，使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若以1935至1939年为100，那么农业生产指数的变化是：1940年为109.7，1941年为113.7，1942年为126.9，1943年为124.3。
美国战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满足了美国自身的战争需要，而且以租借的形式向反法西斯国家大量输出各类战略物资。
从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实施租借法期间，美国总共向盟国提供了价值约46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向英国及其自治领提供了约313亿美元的物资(占租借物资总数的68%)，向苏联提供了98亿美元的物资(占21%)，向战斗法国和中国分别提供了14亿美元(占3%)和8.4亿美元(占1.8%)的物资。
就其国民经济总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美国虽然不像其他几个主要交战国那样几乎达到极限的程度，但在发展速度、规模以及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从而起到反法西斯国家“兵工厂”的作用。
德国是轴心国集团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1936至1937年即完成了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轨。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丧失了部分领土和全部殖民地，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因此，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仍落后于美英等国，特别是重工业原料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较为突出。
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的战争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扩展时期。虽然德国本土的工业生产没有多大提高(如以193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00，则1939年为106，1940年为102，1941年为105)，但是，占领区的扩大使其整个经济实力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然而，这一状况并未持续多久。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冬季，德国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重失败。这不仅标志着德国闪击战战略的破产，而且意味着希特勒力图避免的持久战已成现实。在战争消耗持续剧增的压力下，一直运转顺利的德国战争经济开始显露破绽。军火生产第一次出现了供不应求、无法弥补前线巨大损失的情况。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现有资源与战争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暴露无遗。为解决这些问题并准备实施持久战，德国不得不实行总动员。
1942年2月，希特勒任命施佩尔为军备与军需部(1943年9月改组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赋予他加强军需生产及整个战争经济的重大责任。施佩尔就任后，全面推行“工业自行负责制”，对德国工业结构和组织管理进行了重大改组，并部分或全部关闭了一些与战争无直接关系的工厂企业，在劳动力、机械设备、能源电力及原材料的分配上，优先保证军工生产。
与此同时，为满足对战略物资日益增长的需求，德国进一步加强“以战养战”的政策，对被占领国家展开更加疯狂的掠夺。1941年，德国从西欧被占领国家运出的各类物资的总价值为40.7亿马克，1943年为42.3亿马克。据估算，战争期间，德国从所有被占国家掠夺的物资总价值在2000亿马克以上。
此外，德国还利用所谓“盟国”关系，大量攫取其仆从国的战略物资。1942年，德国从仆从国获取的物资总价值为20.08亿马克。德国解决战略物资不足的另一渠道是，扩大从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等中立国的进口。1942年，德国从中立国进口的各类物资的总价值超过了12亿马克。
此外，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希特勒于1942年3月任命弗里茨·绍克尔为劳工全权总办。绍克尔上台后，从各占领区以暴力强征数百万劳工，并利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在德国各企业从事奴隶劳动。据绍克尔供认，在他任职后的一年内，就有363.8万外国人被送到德国经济部门劳动。经过疯狂的掠夺和广泛的总动员，德国的战争经济得以维持，工业生产甚至有所增长，军工生产发展更为显著。
然而，这种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矛盾。德国经济不适应长期消耗战的弱点并未因此而得到克服，相反越来越明显。
第一，德国所能获取的战略资源已经达到极限。在德国战争经济中一直发挥重大作用的“以战养战”已后继乏力，开始走向反面。战争初期，德国的占领区域不断扩大，这对于其战争经济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到1942、1943年，随着德国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其占领区开始逐步缩小。这意味着德国通过扩大占领区来增加战略物资来源已经行不通了。此外，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内，德国没有也不可能去组织并发展那里的经济，相反却以杀鸡取卵的方式逐年掠夺。
第二，劳动力供应与实际需要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讲，德国的人力资源无法支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战争，因此，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德国军队的兵员需求与战争经济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就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德国不断抽调大批劳动力充实军队，由此造成德国劳动力逐年递减。
继1941年5月至1942年5月德国在业劳动力减少180万人之后，到1943年5月又减少100万人，1年后再次减少130万人。1943年5月德国国内劳动力仅有3030万(其中1480万人是妇女)，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80万人，与战前1939年5月相比，减少880万人。
虽然德国借助外国劳动力和俘虏来补充缺额，但这些人在技能、效率及工作热情等方面，均无法与德国劳动力相比。即便这种劳动力来源，从1943年也开始萎缩。1942年5月至1943年5月，被强制征集的外国劳动力(包括战俘)为210万人，此后即逐步减少。
到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德国虽竭尽全力仍只征集了80万人。1943年5月，德国拥有劳动力(包括本国男、女及外国劳力、战俘)为3660万人，达到战时最高峰。即便如此，仍比1939年5月的3940万人减少了280万人。
战争经济在扩大，战争需求在增加，而劳动力供应的总体水平却在下降，这种互为反向的发展趋势充分暴露了德国战争经济的严重内伤。
第三，虽然德国的工业生产在1942年后仍在发展，并于1943年达到顶点，但随即开始下滑。这说明在表面发展的背后积聚了巨大的矛盾，德国战争经济已经后继无力。特别是在德国整个工业生产达到顶点之前，一些重要的基础产业已经陷入停滞。
据德国统计，仅1942年5月发电量就缺少12亿千瓦小时，占需要量的10%。此外，石油、机床汽车等的产量也供不应求。
第四，战争经济发展畸形，工业结构严重失衡。1938~1943年，德国军工生产增长了400%，而整个工业生产仅增长19%。同期，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63%，而消费品生产则减少近10%。1943年德国产品的4/5均为军用品，这表明，德国工业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一般生产与军工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大大加剧。
德国战争经济的极度畸形还表现在农牧业及运输业落后。由于建筑军事设施占用耕地，农业用地不断缩减，再加上农业工人和农民被征去当兵，以及肥料、耕斋、拖拉机用油等缺乏，农牧业的生产不断下降。
由于德国军工生产吞噬了绝大部分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旦变成军工产品，就无法回到再生产的循环之中，因此，导致德国经济走向崩溃。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德国工业生产迅速下降，并最终使其军工生产在1944年7月达到顶点后开始走下坡路。
日本是法西斯侵略国家中首先挑起战争、并最早将国民经济转入战争轨道的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逐步建立起准战时经济体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经济迅速过渡到战时体制。1938年3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由此完全进入战争经济时期。
在这一体制下，日本经济急剧向战争需要倾斜。以军需生产为主体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迅速，产值在1937至1941年间提高了1.2倍，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于1940年达到62.9%。日本的战争能力由此得到加强，其工业生产指数(以1935至1937年平均数为100)在1941年达到169。
其一，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下。日本虽是亚洲工业强国，但由于近代化起步较晚，经济实力远不如欧美列强。1937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4.6%，排在美、英、德、法之后。
由于技术水平低下，日本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上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1937年，日本工业所需机床的46%来自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这些重要基础工业方面的差距绝非短期所能弥补。受其制约，日本军工生产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产量很低，1940年，日本军火生产的产值只有德国的1/6，苏联的1/5，英国的2/7。
其二，资源严重不足。日本是个岛国，本土资源匮乏，大量原料和燃料均需依赖海外输入。
其三，劳动力短缺。战前，日本常备兵力较少，劳动力问题并不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迅速膨胀，总兵力由1937年的107.7万人激增至1941年的242万人。此外，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动员人数亦逐步增加，再加上技术水平低，提高生产主要靠加大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因此，1940年前后，日本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开始突出。
1941年日本总人口(7222万)中15岁以上的占4755万人，其中3742.2万人被动员充当劳动力和军人，比重高达78%。即便如此，日本劳动力仍然不足。1941年1月，日本通过所谓《人口政策纲要》，规定今后10年内、法定结婚年龄提前3年，平均每对夫妻生育5胎，严禁避孕、堕胎，对独身男女课以重税等等。劳动力动员的高比率和严厉的人口增长政策，充分反映出日本劳动力问题的严重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争经济的负担急剧加大。为满足持久战争的需要，日本进一步强化了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的全面经济统制。1942年11月，成立了“大东亚省”，统辖占领区的所有殖民机构，加强经济掠夺。1943年9月，又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代之以由东条首相直接主持的军需省，总揽整个战争经济。仅1942年一年里，日本就从“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内掠夺了总计达1940多万吨的重要战略物资。
1942年6月中途岛失败后，日本逐步丧失了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海上运输线开始受到盟军的破坏，海运量也随之下降。
1941年日本总海运量为4700万吨，1942年降为3900万吨，1943年再降为2900万吨。海运量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日本对重要战略物资的进口。日本不顾一切地重点保证军工生产，直接损害了其他产业部门。
以钢铁消费为例，1941年日本军事工业的钢铁消费量占全部消费量的56%，1942年占61%，1943年占70%。这就是说，军工产业愈发达，它对有限的原料、劳力和设备的争夺和占有就愈厉害，而其他产业部门的需求则被大大压缩，甚至失去生存的条件。
总之，日本的战争经济一方面维持着战争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危机四伏，资源、财力不足的矛盾日益严重。不仅各经济部门的关系进一步被打乱，军需产业内部同样混乱不堪。日本战争经济正走向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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