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党的八大召开60周年。就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对党的历史发展影响言，八大不仅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发展，而且对于党的95年历史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就言，八大时期也是他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又一次凸显时期，是思想发展形成第二高原状的金色时期。正因为如此，党的八大才能开得空前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成为一座高峰。
在党的七大曾指出：要准备革命转变，夺取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中心城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11年后，中国果真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召开前，为八大作了各种准备。
的《论十大关系》为八大召开提供的正确指导方针，是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党中央早在1952年就开始考虑召开八大，最终确定召开八大是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在这个月底的闭幕讲线年下半年召开第八次大会。此后，就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最重要的准备就是要确定八大的指导思想。这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党在1955年3月决定召开八大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正在蓬勃进行，但谁也没想到在1956年6月就提前基本完成了。这使我国进入了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进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任务将由阶级斗争转向向自然界开战，由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党的八大不能不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面对的首要问题。
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的口号就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按照的说法：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联好的经验，虽然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但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基于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党中央和深切感到中国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
认为，过去搞革命有20年没上轨道，经过整风总结经验才上轨道。他希望搞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干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尽早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指导方针。因此，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来探讨搞建设的若干重要关系。在1955年冬研究农业问题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他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系统调查，连续听取党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对汇报安排，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后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听汇报，他都有插话，一些认识在深化、在发展，不断作归纳和理论概括。此后至5月初，他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负责人开了4次座谈会。此外，还研究了苏联的工业发展情况。他搞这么长时间调查研究的具体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这即是为我们国家进入的历史伟大转变做好应对的思想理论准备。
经过系统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先是1956年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包括五大经济关系和五大政治关系，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其中前3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第4条，第5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同样借鉴苏联教训，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提出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思想。“十大关系”后5条主要讲政治关系，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着眼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初步提出了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若干新方针，蕴含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念。讲“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就是“要分清敌我”，即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他4种政治关系和5种经济关系，多属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这个事实表明，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开始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这样，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逐步清晰起来。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为八大召开作了重要思想理论准备。
党的八大有5 个重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修改党章报告、“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这5个文件分别由3个起草文件的班子负责准备初稿。在初稿有一定基础后，都交亲自修改或提出意见后交起草班子或报告人修改后再交审定。因此，修改会议文件的工作量非常大。
首先，关于政治报告的修改。这是党的八大文件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7月初，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写出第一稿后，就自始至终主持对它的讨论和修改。从8月上旬到9月14日大会开幕前一天的这一个多月里，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从重要思想和政治论断的把握到逐句逐段的文字推敲，都倾注了极大心血。目前保存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过修改的就达21份。修改稿子，不断与其他领导人或起草班子成员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充满民主和谐气氛。政治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周恩来等领导人互相磋商、共同修改审定的产物。
其次，关于党章和党章报告的修改。这两个文件的起草是由领导的班子负责的。经过半年反复修改，于4月下旬提交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党章修改提出了3条重要指导性意见：一是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要求，体现群众路线；二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度，每年开一次代表会议；三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另设主持书记处工作。他的这些意见都被采纳了。
再次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及其报告。这主要由周恩来领导的班子负责起草。9月上旬，在修改政治报告基本脱手后，就开始认真审阅“建议”和“报告”这两个文件。他认为报告全文很好，但总结“一五”计划经验部分文字不大流畅。周恩来接受这个意见再作修改，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还有，开幕词的起草和修改。本人写过两次稿子，都没写完，但主题明确，就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9月8日，在大会的主要文件基本改定后，让陈伯达在他的稿子上加以修改，完成文稿。他收到陈写的开幕词稿后，认为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让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田很快写出初稿，他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发给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到大会开幕前一天，他再作文字修改定稿。
此外，对于大会发言，也有明确要求。他说：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开一次会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这也不是说每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就不许讲，那也不好。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在的直接领导下作了充分准备，这是党的八大会议开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3年8月全国财经会议后，党中央就曾考虑是否增设副主席或。为了减轻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将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这可视为八大召开前对机构设置最早的酝酿。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可看作为八大召开调整人事安排的前奏。1956年4月下旬，提出增设几个副主席和成立书记处问题，就正式启动了八大机构及其人员组成的酝酿准备工作。7月底，中央政治局成立负责选举工作委员会，具体研究八大的选举问题和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问题。8月22日至9月13日，召开七届七中全会；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八大预备会议。这两个会议交叉进行，为八大作最后准备。在这两个会议上，对八大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发表了重要意见。
在七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问题再次讲了他的考虑。他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和1位。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准备推举同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谈到自己，他说：我是准备了的，到适当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不是不干事，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对于担任一职，他推荐说：我看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是个厚道人。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也不可能没得罪过人，但大体说来，他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对陈云，他也作了推荐，说：他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有眼光，很尖锐，能抓住要点。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就有1个，我看不少。谈到常委、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组成人员，他说：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再加一个，即由主席、副主席和组成。另设一个书记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中央委员会是170多人。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情况，说：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有了很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会改变。
经过上述两个会议的讨论和审议，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的直接领导下，八大在团结、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开幕。
思想解放是思想认识灿烂发展的前提。七大时期是整风运动开启的思想解放，使思想进入高原状，得以灿烂发展。八大时期，我国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后来总结界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感到有比新中国成立时还未有过的兴奋。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大幅度提前实现是他始料未及的。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引发中国思想解放的又一个契机。对于后一点，在那时讲的较多。过去对苏联充满迷信，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八大期间，他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够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对外国朋友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是压倒一切的，现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国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于各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的思想解放。
、周恩来所讲的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首先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就是讲的实现“第二次结合”。上述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直接引发的巨大成果。这篇讲话充满了解放思想的气息，体现了独立思考，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情况来办事的精神。它对国家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开端。
为八大所作的各项准备，无论报告文件的修改还是人事安排，都体现了思想高度解放的民主作风。他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谈到大会发言问题，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有内容。对工作既要有表扬，也要有批评，既要讲成绩，也可以讲缺点，提出解决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这样好的心态，这样解放的思想，是八大开得非常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八大以后，民建负责人写信向反映工商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和上海搞地下工厂的情况。1956年12月7日，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座谈，发表讲话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与苏联的关系，本人提出不要再用“思想”这个提法，这也是八大没有使用“思想”概念的缘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没有发展。恰恰相反，那时是思想灿烂发展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它集中体现在的著作和讲话中，以《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为代表。在那个时期，思想的灿烂发展主要展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上，尽管是初步的但是多方面的，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 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也是个哲学理论问题。虽然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有矛盾。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1万年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那时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党中央在1956年4月和12月接连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他个人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接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最早讲发展战略，是在1954年6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线月，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可能经过3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是年10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国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应该有这个职责。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1956年1月下旬，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还说：“我们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八大开幕前夕的预备会议上，他展开地论述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6亿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状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在八大期间，他在会见南斯拉夫者联盟代表团时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的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后来，对实现发展战略的时间尽管有调整，但这个奋斗目标始终未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在探索民主政治建设问题。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标志。八大时期，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这么两个问题。
一是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鉴于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自觉地把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在《正处》中，他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进行了精辟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二是提出与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在1956年4月听取汇报时说，少奇同志讲过，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万岁，派也万岁。周恩来对这个方针讲得更多。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他说，在我们国家，派联系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对社会主义都有利。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的这个方针，为在我们国家实行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此外，还探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透明度。他特别强调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8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在1957年4月30日与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以集中精力多研究些问题。他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这说明在八大时期，党中央已在考虑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
——关于我国经济建设方针。这里最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正确处理好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若干重大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如前所述，《论十大关系》已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两条腿走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分权。《论十大关系》提出这个问题后，周恩来对此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发挥。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体制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最集权就等于无权，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就是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从计划、财政、企业、事业、基本建设直到编制等问题都要扩大地方权力；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问题后，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使企业有“自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提出“工厂应该有自主权”。给生产者个人以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种自主权，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应该是更好一些。这些都是非常闪光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