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玫导演的史诗巨制《汉武大帝》中，由实力派演员李乐扮演的霍去病深入人心，其卓越才能、不世战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霍去病不仅仅是“一代战神”，也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的“一代儒将”，起地名是把好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寓意美好的地名，都与霍去病有关。
大家可能没想到的是，霍去病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雅号“兰州之父”，这又是怎么回事？援引《史记》记载，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取得河西征讨匈奴大捷。班师途中，霍去病让爱将李息在黄河岸边修筑城池，时人称之为金城，即今日之兰州前身。
千年之后，兰州又于1955年被确定为司令部机关所在地，恰恰与霍去病的丰功伟绩遥相呼应：也是一支由众多英雄部队组成的英雄单位。兰州为何能享受这份殊荣？司令部驻地又为何定点于兰州？且容笔者为大家细说之。
1955年2月，对全军的战略区重新进行了划分，将六大军区（原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军区)拆分为十二大军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其中，兰州、新疆军区脱胎于原西北军区。
5月，正式办公，张达志、冼恒汉分任该军区军政主官，统一领导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及境内武装力量，军区机关定点于甘肃兰州。成立之初很特殊，区内没有野战军军部，仅下辖第11、55师。尽管这两个野战师规模远不及野战军，可是却都是战功赫赫、军史辉煌的英雄部队。
兰州位属甘肃省东南部，九曲黄河蜿蜒至此横穿全境，形成了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形河谷地形。因而，兰州特殊的地形也有“一线城市”的别称，如下图所示：
放眼神州大地，兰州是南北之要冲，扼东西之咽喉，可谓是“座中四联，兵家必争”。历史上，中原王朝要想经略大西北，兰州是尤为重要的战略大后方基地。这一点很好理解，冷兵器时代的敌我博弈，山川形胜皆可为兵。甚至于，山川形胜能够决定战局走向，这也就决定了兰州的战略大后方基地的地位。
以清朝为例，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起，陕甘总督衙门驻地由西安迁至兰州。彼时，乾隆已经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彻底解决了新疆的问题，也标志着清代中国的疆域臻于极盛。陕甘总督衙门定点于兰州，既可遥制大西北，又能转运中原内地源源不断的物资，可谓是占尽地利之便。某种程度上来讲，陕甘总督衙门的定点理念与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
清末及民初，兰州因深居内陆而错过了铁路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兰州优越的区位优势决定其在铁路格局中享有重要地位。建国后，我国出于国防战略的考量，在西北方向的铁路布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1952年10月，兰新铁路正式开工建造，该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长的铁路干线。兰新铁路在兰州与陇海铁路相连，一路向西修至新疆阿拉山口。
1953年7月，陇海铁路正式全线通车，兰州与铁路大动脉结下了不解之缘。1954年10月，另一条铁路干线包兰铁路开工，该铁路与多条铁路干线衔接，无形之中为兰州的交通要冲地位赋能。兰新、包兰铁路先后开通之后，兰州的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坐实。1956年3月，兰州铁路局成立，也与兰州的铁路优势密切相关。
实际上，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各个铁路局机关所在地，无一例外不都是铁路枢纽城市，铁路运输优势自不必多说。因而，大军区司令部驻地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交通。以军史上著名的“成昆之变”为例，百万大裁军之初，昆明作为原昆明、合并后的大军区机关的概率还是很大。由于昆明长期处于我国铁路格局的西南末端，铁路优势并不明显，定点成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纵观我军历史上的大军区机关驻地，无一例外都是重工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兰州也不例外。兰州的重工业很发达，发展史可追溯到清朝末年。1872年7月，左宗棠为西北战事计，将西安机器局也搬迁至兰州，兰州制造局横空出世。兰州制造局主打兵器制造，而兵工产业会深刻影响当地工业布局，兰州的工业也就渐渐的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兰州的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成了大后方，在纺织、皮革、机械制造、汽车修理、冶金、制药、化工、玻璃、面粉、卷烟等工业项目有所发展。建国后，兰州在“一五”计划期间被中央列为全国重点城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重工业发达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物质基础雄厚，这对于各项军事工作的开展大有裨益。
由上可知，兰州确为风水宝地。从此以后，兰州见证了的风雨沧桑。2016年2月，大军区时代悄然落幕，亦随之完成了历史使命。同期，以（欠陕西)、（欠云南、贵州）为基干，组建了西部战区，战区机关驻成都、战区陆军机关驻兰州。大军区机关用于战区陆军机关并非兰州一家，济南（北部战区陆军）、福州（东部战区陆军)都是属于这一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