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词：重化工业；陷阱；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可能更低），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约60%的水平，甚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约1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保持在1%-1.5%的高速度上，也要过20年左右才能达到西方工业化中期时的城市化水平[8]。而且，在农业人口庞大、城镇就业岗位紧缺、城市扩散效应较弱的形势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步履维艰。失业人口再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这“两难”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上的移动及由曲线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罪、自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协调是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前提。某一经济部门比例过大，必将导致经济畸形化，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我们盲目发展重工业，也将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片面追求重工业化，不仅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而且还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危害经济发展。（二）就业问题恶化就业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当下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2年又上升了0.5个百分点，失业人口约800万。如果加上因“非典”而失去工作的700多万农民，实际失业率达9%[5]89-90页。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尤为严重。截至2002年底，我国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据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至少1亿人工作无着落[5]113页。这一问题已经引起的高度重视。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人为本，积极扩大就业……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继续落实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12]”。但是，如果当下中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对于就业问题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大而用人较少。据统计，在以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来300万个就业机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13]（这一结果也可以通过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验证[14]141-146页）。据此，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差的重工业如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三）贫富分化加剧据专家测算，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0.16上升到了21世纪初的0.32；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了0.35。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0.25，而目前已经超过了0.45[5]20页。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比。更为致命的是，贫困人口对通货膨胀（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异常之弱。而重工业的热潮必将导致物价的上涨，进而使贫困人口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四、重构：工业化的新思路我们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不等于重工业化，更不等于盲目的重工业化。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高、人力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在当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开拓新的思路：（一）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发展重工业，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操之过急同延迟滞后一样，都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危害。我们可以建一个模型来说明发展重工业的时机选择问题（见下图）。
如图所示，B点是发展重工业的最佳时机。在这一点时，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经济、社会、技术等等）都已经完全具备。此时发展重工业，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效益。因而B点是发展重工业的最优选择。而在A点和C点，一是时机尚未成熟，二是为时已晚。若选择在A点或C点发展重工业，都将不能产生最佳经济效益。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时，必须对时机做出理性选择。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当然，由于信息不完全、判断能力限制等原因，我们可能无法做出最优选择，但我们应努力使选择尽量接近最优（接近B点）。（二）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具有多种形式。在经济学上：一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竞争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断的科技创新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在目前我国能源短缺的情况下，加强技术创新对于发展重工业尤其重要。只有加强科技创新，才能实现重工业的低能耗、高效率与高增长。二是熊彼特的“新组合”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利用新思想创造出新的生产资源组合来增加利润的过程。创新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如引进一种新产品或具有新品质的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开发新的市场；采用新的产业组织等等[14[]]170-171页。先进的资源配置、组合方式同样可以极大的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中国，发展重工业，加强科技创新与组合创新才是关键。而不是一味地拼规模、拼资源、损环境。（三）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仍是并将长期是我国最重要的问题，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小、见效快、回报高及提供的工作岗位比较多等优点，能比较有效地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尤其是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挖掘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具体说来：首先，必须加强对传统轻工业的改造与升级。传统的轻工业包括食品、纺织业和服装业等等。目前，我国传统轻工业具有规模效应低、技术含量低等缺陷，极大地影响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因而，我们如果能够对传统轻工业进行产品和结构升级，防止其蜕化为“夕阳产业”，将可以极大地缓解就业压力。其次，要大力发展家政、卫生、教育等新兴轻工业和服务业。同传统轻工业相比，新兴轻工业、服务业除了具有见效快、吸收劳动力能力强等优点外，他还具有适应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等优势。大力发展新兴轻工业、和服务业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减轻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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