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为“新主流电影”重要的接续之作，其在创作上没有选择由重工业模式制作而成的“新主流大片”，而是采用了个体叙事和文艺片风格的新主旋律电影创作模式。该片在努力完成“新主流电影”的各项美学指标、力求达成与观众共情的同时，也在努力创新，为当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启示。
在中国电影市场迎来2023年的春天里，上影集团等推出的影片《望道》如约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以《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为核心，多线交织叙事，表现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故事，也演绎了一代青年为信仰而献身的热血情怀。影片以选材的独特性、主题的深刻性、叙事的个体性等使得当下在中国影坛独居优势的“新主流电影”创作获得了创新，并能符合当下审美，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产生共情，从百年前新青年的望道之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力量。
当下中国影坛涌起的“新主流电影”，是对主旋律电影的一种艺术升级。其既包括将类型美学与主流价值观进行充分对接、以重工业模式制作而成的“新主流大片”，也包括远离类型书写而以更为个体的叙事和文艺手法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新主旋律电影。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辨价值，是“新主流电影”在主题呈现层面的主要诉求；而突破概念性表述和平面化塑造、与观众能够真正地建立起共情，则是该类影片在叙述方式层面的主要追求。“新主流电影”初现于中国影坛时，主要是“新主流大片”的形式，如《建军大业》（2017）、《红海行动》（2018）等，以“宏大叙事+类型创新”的方式赢得了观众，而之后的《长津湖》（2021）、《万里归途》（2022）等影片则发生了创作转型，在延续类型叙事的同时，由原来的宏观叙事转为个体叙事。与此同时，“新主流大片”中远离类型书写的新主旋律电影也不断涌现，如《勃沙特的长征》（2016）、《我的父亲焦裕禄》（2021）、《何叔衡》（2021）等影片以更为个体的叙事和文艺片的创作手法，亦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美学价值。
《望道》为“新主流电影”重要的接续之作，其在创作上没有选择由重工业模式制作而成的“新主流大片”，而是采用了个体叙事和文艺片风格的新主旋律电影创作模式。该片在努力完成“新主流电影”的各项美学指标、力求达成与观众共情的同时，也在努力创新，为当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启示。
以个体叙事来拓展对主流价值观的诠释，是《望道》进行“新主流”创新的主要呈现。表现革命者追求真理、坚守信仰进而呈现出中国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是“新主流电影”在主题层面的重要诠释，本片也是延续了这一主题表达。该片选择陈望道作为主角，这种选择本身就为上述主题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陈望道虽在史上是很重要的人物，但又很特殊，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一大”建，之后重要的中国革命与战争都没有参与过；而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翻译的《宣言》成为建重要的指导文件，他也成为建的重要引路人，而且他的一生也一直在坚守革命信仰。这个相对特殊的革命者，并不拥有许多领袖人物和革命先烈那么多可以直接呈现的事迹，但这种选择恰恰能够提供独特的个体叙事，更为主流价值观的创新性表达提供契机。故此，《望道》在表现“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主题时，更多倚重陈望道的个体特殊性，在“传承与辐射”方面进行拓展。所以，片中在刻画陈望道这个人物时，更多侧重于他对真理的传承、对中国革命成功辐射，以及对后来者的启示。
首先，《望道》艺术性呈现了陈望道翻译《宣言》的前后经历及其影响，以此来显现出这一独特个体对领导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启示与传承意义。片中重点表现了《宣言》翻译的过程，而最终确定陈望道来翻译这部为中国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的纲领之作，则体现出了历史的选择。在翻译的过程中，力图以较为纯粹的个体叙事来凸显翻译《宣言》这项伟大工程的真正意义，揭示出翻译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引导，让中国革命者能够望见真理之道、望见中国领导的革命成功之道。
在致力于塑造陈望道这一个体的同时，《望道》也借助于众多的其他个体塑造及他们的信仰分化来呈现出传承与辐射的主题。片中塑造出了众多人物，其中的青年群像尤为突出；这其中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而且表现出了这些人物面对复杂时局时的信仰分化。其中第一类是坚定的革命信仰者，这一类人物中，除陈望道本人外，影片还刻画了李汉俊、蔡慕晖、俞秀松、杨阿龙、杨逢林、宣中华等人。他们始终是无畏的革命者，为了信仰而不顾生死。第二类则以戴季陶为代表，他们开始时也是充满了革命热情，但最终走向反面。第三类人物为陈独秀、施存统等人，他们曾是热血青年，甚至是革命领袖，但后来却成了中间人物。《望道》对这三类人的描写即体现出了一种传承和昭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最后取得成功，主要是第一类人的引领和付出；而中国革命的浪潮里大浪淘沙，也有其他的两类人。影片中对三类人的表现，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他们各自的命运和归属能够让后来者各望其道，更好地选择信仰之道，寻求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此外，《望道》还通过对一代热血青年的表现，传达出了传承与辐射的当代意义。影片展现了百年前那群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人为了理想和信仰而热血奋斗的历史，让青春热血的气息以更为丰富的维度、更有层次的视角传递出来，这不禁和当下年轻一代观众建立起了情感链接，让他们无缝融入到那群热血的青年人之中。电影中的那群青年人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但他们仅凭一腔热血和对理想信念的笃定便做出了果断的选择。这样的燃情故事，闪耀着信仰和人性的光辉，会在当代青年人心中不断升腾，启迪着他们树立自己的价值追求，唤起他们对之道的信仰。
《望道》以对“传承和辐射”的诠释拓展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这种拓展在其电影语言的使用方面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本片主创中，导演侯咏曾是优秀摄影师，摄影指导邵丹也曾多次荣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这一具有明显影像优势的创作团队，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影像本体创作的优势，营造出丰富的影像语言，有效完成了对“新主流”的创新性诠释。
《望道》丰富电影语言的首要表现，便是使用了较多的隐喻性画面来增强对主题的阐释。其中最突出的，是影片中的雨景表现。片中出现了十多次下雨的场景，大凡重要的戏，其背景均是雨景。雨景在影片中营造压抑的气氛，凸显革命形势的艰辛与苦难，如表现“四一二”政变中杨阿龙等人牺牲时的大雨等。其次，影片的色调设定是从偏冷的、晦暗的调子开始，逐渐进入光线明亮、色彩鲜艳的调子，象征着中国革命从艰难到胜利的过程。故此，影片的前半部分慎用红色等暖色调，只在《新青年》编辑部里的灯罩和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袖标处用到红色，代表中国的星星之火。而最后一幕新中国成立，陈望道和夫人蔡慕晖走上上海街头，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象征着中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此外，片中有比较多的路与脚的特写镜头，无论是路还是脚，都预示着行进和方向，影片以此来隐喻陈望道等人的个人人生之路对中国革命的前行之路的影响和启示，特别是翻译《宣言》对中国建的引领意义，从而进一步深化影片所表述的主题。此外，影片也再现了陈望道在翻译《宣言》时因过于专心而误食墨汁的情节，以“真理的滋味是甜的”隐喻了革命者因追求真理而内心愉悦的情怀。
如何将翻译《宣言》这样相对单一和枯燥的举动以具体生动且可视化的情节表现出来？并且以此来表达出传承和辐射的主题？这是《望道》进行电影语言探索的另一重要方面。为此，影片先是设计出了陈独秀等人对翻译人员进行招录的情节，各色人等面对镜头进行了充分表演，既具有戏剧价值，又彰显了这次翻译绝非寻常，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意义。在表现翻译的过程中，影片以陈望道在老家的柴棚里的翻来覆去以及满地的废纸团等细节来表现出了他翻译的艰辛，而边打拳边思索则呈现出了他翻译工作的另一面，突如其来的灵感使他跑回屋里继续翻译，终于将几次都拿不准的词语译为后来被无产阶级政使用的经典词汇：“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些桥段的设计，将翻译工作表现得形象生动，也传达出了深刻的主题。
在隐喻及影像化表达翻译过程之外，《望道》还有诸多令观众印象深刻的镜语。如营造“四一二”血雨腥风的段落中，有一个镜头表现了一队北伐军慢慢地从黑暗里走出来，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举着枪向革命者扫射。这样的场面调度，显得从黑暗里走出来的这种力量特别可怕，屠革命者的势力特别强大，将“四一二”的恐怖和黑暗营造得特别到位。相比其他众多影视剧中对“四一二”概念性的表现，本片以独特的视听语言真正的营造出了黑暗感和恐怖氛围。
此外，前置性闪回也是《望道》的视听特色。闪回是常见的影像叙事手段，一般闪回是剧中人面对某件事或某个人出现时，回忆起与之有关的其他过往画面。而前置性闪回则是指在事件或人物尚未出现时，与之相关的回忆画面便出现了，然后再出现当前的事件或人物。这种本来与正常叙事逻辑不符的叙事方式，放在影像叙事中因其情绪前置性而达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一种较为时尚的影像叙事。《望道》中就多次使用了这种前置性闪回，如陈望道回忆与戴季陶分道扬镳的一场戏即是前置性闪回，这种情绪的前置比正常的按部就班的叙事更有情感冲击力。
《望道》选择了陈望道这一独特的个体，以传承、辐射的主题和丰富的视听语言实现了对“新主流电影”的拓展。当然，该片也存在许多尚待提升的空间，如对陈望道和蔡慕晖的情感表现有些简单，使得蔡慕晖这一角色更像是凸显男主角的一个符号，缺失生动性和个体性的塑造；此外，部分情节和人物的转变缺乏戏剧逻辑，有突兀之感；全片中较为重要的“真理的滋味”一场戏也处理得相对简单，没有将“真理的味道”转化为艺术的意味。该片的这些成就与不足，亦为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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