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埃及、墨西哥以及东欧国家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２０世纪中叶先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了推进这个战略都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为了增强经济动员能力，为了强化对经济剩余的索取，就要运用政策手段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其主要手段是：压低利率水平；压低汇率水平；实行统一的低工资政策。同时，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垄断机制，实行外贸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实行重要物资的统一供给，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而强行推进经济的国有化或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并实行贸易垄断，为扶植重工业而建立倾斜式的产业政策和设置进入壁垒并严控金融业，运用行政力量筹资以有效降低工业经济的资本形成门槛，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为了取得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流向，使之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部门，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国有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与此相适应，农业也形成了与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的农业集体化体制。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政策链。林毅夫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关系，但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暗含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然就要退场的结论。
笔者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比较相似，其前提条件是假设国际市场是开放的，可以进行自由的贸易活动，也假设政权和政局是稳定的，不存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有足够长的时间能够允许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慢慢积累资金，逐渐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进而发展重工业。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至少这两个假设都出现问题。一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并没有能够打通国际市场，仅与也只可能与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些联系。二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入朝参战，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本身就有不能按部就班出牌和打破常规的需求，而中国领导人心底里按耐不住的强烈发展重工业的愿望就更容易突显出来。
当然，还有几大因素也非常重要，强化了中国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时的砝码。一是苏联的榜样作用、两国友好的升温和实质性的援助行动，成为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外部支撑力量。二是新国家新政权在抗美援朝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广大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使中国的决策者感受到了加快国家建设的能量。三是在完成对大陆军事统一的基础上，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取得了经济上“淮海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中国不仅军事上是无敌的，政治上是坚强的，经济上也是过硬的。在假使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直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可能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还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经济赶超战略，如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就把工业化直接等同于重工业化。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后发国家选择经济赶超战略就是激进主义作怪的结果，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作为大国和人口最多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着比较明显的特殊性。
能不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又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呢？如果有这样两全齐美的办法是不是会更好呢？这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两难问题。希望兼得就难以解决资金和相关资源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资本生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控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国力有限，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要薄弱得多。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直接投资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也必须由国家控制和配置各种资源。
能不能把一部分苏联援助的项目交给非国有经济来承担呢？按照当时的情况和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个想法也不能实行。当时陈云就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①为什么不能这样办呢？按照陈云的意思和人们当时的认识，如果这样分工，国家就要背包袱，而资本家得好处。那么，国家要背什么包袱呢？那就是重工业初始资本密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回收期比较长。而资本家得好处，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可以做到比较短的时间收回投资，形成资本积累。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来看，并不很科学。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初始投资的沉淀特性，决定了需要政府来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与民争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中国对非国有经济有与之竞争的思想，但考虑到要在战略上对私有经济进行改造的政治设计，和多少已经有了对其逐步改造的实际行动，这样的理念即使有，也很难实行。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认识和经验，因此，如此重要的重工业建设不让非国有经济介入的理由和考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一方面要发展重工业，一方面又缺少要素禀赋，如何才能克服和改变这种状况呢？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是提早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国有化。于是，公私合营步伐的加快，就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尽快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集体化。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使中国的发展路径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速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把搞１０年或１５年的新民主主义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改变为从１９５２年开始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总路线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改变为只用三年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过渡。
为什么从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完成“三大改造”只用了短短的３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呢？简单说，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的需要，国家计划体制加速建立，三大改造的提前基本完成也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形成的计划体制的需求，而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三大改造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也成为提前完成的因素。“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和‘’的反动，并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必然结果。”②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要求来看，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进行调整。但从改造的过程来看，明显过急过快了。最早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基本完成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时间确定为１０年到１５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１９５３年９月又说，“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③。同年底，他在审阅修改中宣部的学习宣传提纲时，又把过渡时间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④。之所以作这些改动，很显然是希望把时间打得宽裕一些，做到留有余地。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特别是在改造的高潮到来之际，三大改造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命令推动的、整体划转、一步到位式的过渡方式，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遗留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适应计划体制形成有很大关系，但不能认为都是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适应计划体制形成造成的。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要求来看，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需要有个范围，从改造的范围和结果来看，是过宽过净了。新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存在较高、较低、很低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大量的个体手工业、商业都还处在低水平的生产经营状态，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应该是一种多元格局。１９５２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⑤这里，“唯一”的提法显然是过于绝对化了。在改造中及其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解决所有制问题，把全部私有制都改造成为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过宽，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并过多，搞行业一刀切，特别是把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小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都彻底改造掉了。这些，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改造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必要的区分，特别是对手工业的改造能够细分一些，有的改有的不改，可能后遗症就会小些。
②王素莉：《赶超战略及其历史经验初探》，《党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⑤《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０４页。
